SARS症候群對台灣都市社會發展之影響:一些看法
劉曜華 老師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台中學研究

 

SARS病毒經由飛沫、體液或未證實的空氣進行病毒傳染,染病者會出現高燒、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難、頭痛、腹瀉、肌肉酸痛、皮疹、倦怠、下呼吸道感染等症狀,嚴重者短期內可能因為呼吸窘迫症及肺部纖維化等病變而死亡。目前死亡率約5-10%。發現地區包括香港、新加坡等高人口密度地區及中國北京、台灣台北、加拿大多倫多華人區等大都市人口集中地區。

有人形容防止SARS症候群的傳染等同作戰,只是不同於一般傳統戰爭,這是一場沒有槍砲聲的戰爭,敵人躲在那裡沒人可以肯定,被敵人攻佔的部分人體反而變成槍靶,人人喊打。奈何,這些人體本是無辜的,他們也是受害者,對內他們要對抗SARS病毒,協助他們對抗病毒的醫療人員也在缺乏經驗法則指導的環境下,亂成一團。對外他們要承受外人異樣的眼光,他們的親人也成為人人躲避的瘟神。內外夾攻的戰役是否會進一步摧毀脆弱的人性,影響社會正常發展呢?

第一、SARS症候群引起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無法清楚檢測病毒,任何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變成可能的傳染途徑,在擔心被感染的陰影下,人與人必須保持適當的距離,握手擁抱變成拱手作揖。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在此環境氣氛下,也出現不同反應。過度者出現連最親密家人也排斥的現象,有某家庭因為媳婦擔任監考工作,考場中有一考生事後出現SARS症候群可能病情,遭到集中隔離,隔離期間該婦人沒有任何病情反應,事後要回家竟然遭到婆婆拒絕,她打電話求救遠在大陸的先生,竟然吵到兩人可能離婚,這是極端案例之一。

第二、SARS症候群引起組織的恐慌,任何組織成員感染SARS造成員工必須居家隔離,後果就是組織關閉,台北中鼎工程員工感染導致公司營運受創。營利性單位因為無法完全防止疫情的傳播,但是又無法承受歇業的打擊,可能出現一些極端的組織行為。台北市一家知名百貨公司有員工疑似感染SARS症候群,台北市衛生局下令如果有兩位員工以上感染,將強制百貨公司關閉營業,該百貨公司一氣之下,召開記者會如果事後證明員工沒有感染,將控告台北市政府要求國家賠償。這是營利單位的反應之一,也突顯公權力行使的無力感。

第三、SARS症候群也引起醫院及醫護人員恐慌,SARS症候群出現讓一個依靠經驗法則的行業出現一陣慌亂,也暴露相關從事人員專業口罩下的原始人性。在醫院部分SARS症候群病人出現影響營業行為,醫護人員的照顧行為也因為該病毒的特性而改變,層層的保護裝置讓醫病關係緊張,也影響醫療照顧品質。台北和平醫院及仁濟醫院就是兩個案例。整體醫療供應鏈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如何整理出新的經驗法則,將是一大考驗。

第四、是否集中管理SARS症候群病人或者依病情嚴重性分散分程度隔離,目前也有爭議,這點不禁讓人想起特種休閒娛樂業是否集中設置或者分散設置的社會討論,就學理而言,兩者都各有利弊,很難有定論。倒是在這過程中出現新竹市長帶人上街頭圍堵來自台北的SARS症候群病人進駐署立新竹醫院的新聞,新竹市長本於照顧地方的職責,要求病患不要送道沒有完善隔離措施與醫療經驗的地區醫院,結果在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圍剿下,新竹市長不得已出面道歉了事,但是這是結束嗎?還是只是另一種風潮的開始。圍堵有時候是一種本能反應,有其基本價值,就好像都市發展過程中防止郊區化現象所出現的都市圍堵政策一樣,大倫敦市利用設置綠帶與隔離地帶將都市人口集中在都市核心區,雖然知道擋不住,但是作了總比沒做好。

第五、SARS症候群對人潮聚集場所造成影響,原本熱鬧就是好的場所變成病毒傳播的源頭,多數個人選擇在家看電視打電動,造成電視傳播的疫情新聞成為24小時重複出現的舊聞,無所不在,因為沒有其他有效宣洩管道,影響一般人情緒與心理反應。原本空曠的郊區在假日開始出現人潮,高爾夫球場打球人數比菜市場人還多,反倒是熱鬧的華西商圈了無生氣。我們可以預期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這個現象可能會舒緩,熱鬧的地區消毒一下,人潮又會回流。但是我們可以從其中得到什麼都市訊息呢?早在幾年前網路出現的時期,就有人預測虛擬空間將取代實質空間,人類會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室內人潮與室外人潮會有所差異嗎?

第六、都市邊緣人的都市遊民變成SARS症候群另類傳播者,因為他們居無定所,可能帶原的遊民無法執行居家隔離,導致政府部門嘗試強制收容遊民,阻斷他們在街頭成為不定時炸彈的機會。原本封閉的軍營馬上改裝成現代化收容所,收容可能染病的遊民,原本住宅政策一直缺席的暫時收容所出現了,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他們會消失嗎?

第七、都市密度再度成為話題,低密度分散的居住空間反而成為熱門商品,這點與921大地震後中部高樓大廈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有類似的效應,高密度居住的好處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可能變成神話嗎?還是這只是一個短暫現象,不會也不應該影響都市計畫長期以來推崇的緊密性集居。

第八、大眾運輸系統也是傳播媒介之一,台北市在1996年捷運通車後,成為台灣最現代化的都市,各都市也爭相爭取捷運的興建,以擠上現代化都市的行列。在SARS症候群的影響下,搭乘大眾捷運變的不安全,私人運具反而變成一種保障,在後SARS症候群時代,這是否會影響交通運輸規劃值得觀察,汽車神話在非台北地區是否會持續發酵,甚至在高雄地區是否會有直接影響,值得運輸規劃界注意。

第九、志工與非營利組織緊急動員能力再次受到社會矚目,一個個介於政府官僚與營利機構之間的組織與個人,竟然可以在沒有金錢利益驅使的環境下,投入救助與醫療行列,因為他們的付出,多少政府與私人企業無法處理的衝突、雜務與難題被一一化解,雖然鎂光燈前沒有太多他們的口水,雖然在低利率時代愈來愈多的npo已經面臨生存危機,但是台灣社會這股勢力的茁壯將成為台灣繼續立足國際深耕本土的核心力量。台灣的都市決策者如何在拿捏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抉擇間多給一些非營利團體機會,將考驗新一代都市領導者。而這個轉型絕對不是單純的公私合夥、民營化、獎勵民間投資可以造就的,在住宅政策、公共建設、社區營造、舊市區更新再造等議題上,非營利團體與志工體系應該扮演更多的角色。